得罪全港媒体,只身挑战议员和律师

一个精神病康复者的5年“死磕”

2013-07-05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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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年时间,他先后出入法庭数十次,控告对象近十家,在最近一次长达14个月的诉讼案里,这个庭审原告席上的常客终于迎来了第一次胜诉。“本席认为,社会应该把这种错误态度纠正过来,才能减少大众对精神病患者的歧视,使他们不致因羞于面对此疾病,而不去接受适当的治疗。”在区域法院主审法官念出如上判决书的那一刻,董礼霖终于难以抑制内心激动,不自觉地流下泪水。

    →屯门区议员梁健文在区内悬挂多条横幅反对区内建设精神病服务中心,公开歧视精神病患者。

    提起被歧视的往事,董礼霖多少还有些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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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贰佰柒拾壹期

    精神病康复者的抗争

    五年时间,他先后出入法庭数十次,控告对象近十家,在最近一次长达14个月的诉讼案里,这个庭审原告席上的常客终于迎来了第一次胜诉。“本席认为,社会应该把这种错误态度纠正过来,才能减少大众对精神病患者的歧视,使他们不致因羞于面对此疾病,而不去接受适当的治疗。”在区域法院主审法官念出如上判决书的那一刻,董礼霖终于难以抑制内心激动,不自觉地流下泪水。只是当这位曾经的精神科患者为香港开创了“首宗成功控告歧视精神病患者案件”历史的时候,他却并没有像往常败诉一样受到香港各大媒体的笔墨关注,因为早在此之前,他几乎把香港的大媒体全都“得罪”了个遍。

    患病时亲身体验各种歧视,康复后为捍卫精神病患尊严挑战全港媒体

    董礼霖与媒体的第一次直接交锋发生在2009年,是年他获香港平机会支持代为控告东方报业集团,指出该报在2009年9月9日刊登的一篇名为《医管局规划发神经 病房逼到人都癫》的文章中伤精神病患者,虽然法院在2011年裁定平机会的指控不成立,判其败诉,但这丝毫没有阻碍其作为一名精神病患者的权益捍卫者继续“战斗”。其后,董礼霖数次上诉法院,先后将香港《明报》等其他数家知名媒体告上法庭,指责其文章违反香港《残疾歧视条例》。至此,除了成为法庭原告席上的常客,董礼霖也成了香港各大报纸经常“集体关注”的“异类”。

    董礼霖跟媒体“结下梁子”究竟有什么好处?当旁观者都为他的这种执着迷惑不解的时候,好处却没有在他的身上发生,相反,他正是因为在媒体上的频繁曝光反而享受到了更被歧视的“待遇”。

    约十年前,一次转部门职位调动让董礼霖压力大增,后被确诊患上抑郁症及妄想症。最开始由于只有身边家人和同事了解他的病情,所以他享受的歧视待遇并不显得怎么难以忍受,“无非就是同事都离你远点,平时也不愿意跟你一起去吃饭”。而当董礼霖第一次开始“挑战”东方报业集团,他才真正体会到被歧视的感受有多么强烈。

    “我控告的报纸是香港发行量和影响力很大的媒体,当我的名字和照片出现在几十万份报纸上的时候,想要隐瞒自己是精神科病患者的事实已经多少显得徒劳。”随后,意料之中却又颇具戏剧性的事情先后在他身上发生了。“一开始,邻居的反应是比较激烈的,他们突然意识到身边有一名精神病患者,而他们自我保护的方式就是:不跟我坐同一部电梯。”据董礼霖回忆,在被报纸爆出的最初三个月,每次只要他步行到居住楼宇的电梯口,其他人都会自动给他“让道”,让他一个人享受独自优先乘坐电梯的“特权”,而发展到后来,有的家庭因为要照顾好小孩等各种顾虑,甚至举家搬离!虽然事情已经过去近五年,向南都记者提起这些往事时,董礼霖的眼眶还是忍不住泛红。在没患病之前,董礼霖是社区的“温和派”,见到熟人也多主动点头打声招呼,2009年时他的病情实际上已经康复,“但还是有人接受不了,直到三个月过去,邻居们的态度才逐渐好转”。

    身边人的激烈反应非但没有促使董礼霖放弃与媒体“较劲”,反而更坚定了他继续下去的信念。“我为什么要不断去控告媒体?很简单,在我没有患精神科疾病之前,我也觉得精神病患者很恐怖,这些印象从何得来?就是媒体在长年累月的报道中强调精神病患者危险的字眼,以为精神病人都‘很暴力、会斩人、反复无常’。而精神病患者因为害怕被歧视,以至于在情绪出现困扰时不敢求助,不敢声张。我状告媒体,不是想赔钱,只是想跟传媒高层沟通一下,反映我们这个群体会有多容易受到新闻的负面影响。”虽然这些官司最终都以和解或败诉收场,但董礼霖却十分坚定地表示“不后悔”。“正是因为这些官司,那些媒体人愿意坐下来和我谈,而现在我的感觉是香港的媒体已经在报道精神病患者的字眼使用上有所顾忌了,这些就是实实在在的进步。”

    议员带头歧视精神病患,自己研读法律和庭审技巧与对方律师对抗

    如果了解了董礼霖在改善社会对精神病患者的歧视上有多较真,2011年他再次站出来控告屯门区议员梁健文,指责其在区内悬挂多条横幅公开歧视精神病患者就不稀奇了。今年4月19日,历时14个月的该宗诉讼案终于颁下判决书,“常败将军”董礼霖终于迎来了第一次胜诉,这也开创了香港首宗成功控告歧视精神病患者案件的历史,与此同时,董礼霖得到了港币1元的赔偿金,而这些都是他自己在结案陈词里要求的。“我之所以索偿9毫子,就是因为在我看来,屯门区议员梁健文的行为简直就是‘一文不值’。”

    把时间拉回到2010年,是年香港特首在施政报告中宣布:将此前在天水围做试点开始服务的“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以下简称综合中心)即时扩展至全港,在全港18区24个服务点寻找地点建立综合中心,以便更有效地为全港各区的精神病康复者及有精神困扰的市民提供社区支援。但当港府的这一举措想要在屯门区湖景邨民居选择一废弃幼儿园落实的时候,却遭到了异常激烈的反对。当时,作为屯门湖景邨区议员同时亦是该区议会副主席的梁健文,和湖景邨互助委员会一起带头反对综合中心落户该屋邨内,并在计划作为选址地的废弃幼儿园外,以及区议员办事处门口等地拉起横幅及张贴海报,“强烈不满社会福利署罔顾湖景邨居民生命安全”、“担心精神病服务中心设在民居令居民恐慌”等字眼频频出现在横幅和区内的大字报上。当董礼霖在报纸上看到这一新闻报道后,虽然并非屯门区居民,但他再次坐不住了。

    2011年,他正式向法院提出对梁健文的诉讼,指控其违反《残疾歧视条例》,煽动区内居民对精神病患者的仇恨、厌恶,和严重及强烈的藐视。当对方聘请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法学硕士作为代理律师应对“挑战”时,早已对香港残疾歧视法例了然于心的董礼霖依旧决定独自“出战”,再次身兼原告和原告代理律师双重身份。不过这一次,他做好的不仅是马拉松式诉讼的准备,更靠自己做足了功课。

    为了学习法庭上的庭讯技巧,只要一有时间,董礼霖就跑到香港法院去旁听庭审,“看别的律师是怎么询问证人,怎么抓住漏洞”,而为了给自己找到更多证据支撑,他积极收集资料,中六学历的他边查字典边读完足足一英尺厚的英文资料。打官司的压力是很大的,虽然家人此前对他一直非常支持,但这一次也多少有些反对,“他们怕我压力太大,病情会复发”。而在14个月的多次开庭里,每一次上庭之前他都会彻夜难眠,“没有办法,还是会很紧张,除了定期吃药控制病情发作,唯一的消解方式就是散步”。

    董礼霖的这些努力最终没有白费,中六学历的他最终打败了牛津大学硕士背景的专业律师,获得了胜诉。而最让他欣慰的,是法官最后在判决书中的陈词:“被告人再三强调他所表达的是大多数居民的意见。然而,大多数人的意见不能凌驾少数人的权益。防止歧视的条例,亦正是为了保护少数人的权益而设立的。作为社会领袖,被告人应有独立思考,不要因为取悦群众而放弃社会价值”;“本席认为,社会应该把这种错误态度纠正过来,才能减少大众对精神病患者的歧视,使他们不致因羞于面对此疾病,而不去接受适当的治疗”。

    关键时刻获香港社会诸多支持,坚持以法律与和平手段捍卫尊严

    四五年来,董礼霖在捍卫精神病患者权利的道路上越走越坚定,一方面或许是靠自己的信念支撑,但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也是,在一些关键时刻,他还是获得了来自香港社会的诸多支持。在本次赢得胜利的诉讼中,有一份来自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的调查报告就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2011年,当港府在全区推广综合中心的时候,屯门湖景邨的激烈反应引起了香港社区组织协会的注意,这个一直关注繁荣香港背后被遗忘社群的公益组织很想弄明白,是否香港市民对精神病患者真的如此不宽容?是年1至3月,社协从全港18区找出了四个对综合中心有保留意见的区展开了问卷调查,同时为了比较意见,调查还特意增加了已设立综合中心的天水围。然而结果却是令人意外的:在511名受访者当中,近七成受访者同意在所住地区内设立综合中心,他们同意的原因主要是“有助于他们融入社区”,同时亦有近四成指“区内居民也能受惠于社区中心”;不同意在所住地区内设立综合中心的受访者只占受访人数的约一成半,他们不同意的原因是认为“他们会为附近居民带来危险”,当被问及这些印象来源时,超过六成受访者回答是来自大众媒体。

    最关键的数据出现在以下统计中:五个受访地区里,不反对在受访者所在地区内设立综合中心的比例以天水围最高,接近九成半,在其他三个区反对的比例都低于两成的基础上,屯门区的反对比例却超过三成半。于是在是年9月出台的报告中,社协依据数据作出推断:屯门地区反对比例最高可能是因为有区议员及互助委员会带头歧视,但此时,负责调查事宜的香港社协干事彭鸿昌却并不认识董礼霖。

    “这完全是个巧合。”据彭鸿昌回忆,自己是在一次与朋友的谈话里了解到董礼霖正在为捍卫精神病患的权益状告梁健文,几番周折,社协终于联系上了董礼霖。此后的诉讼过程,除了为董提供关键性的数据支撑,彭鸿昌和社协的工作人员也多次为董礼霖提供法律援助,并帮其收集、翻译资料,这些都在最后的庭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人也许会说社协是好管闲事,但彭鸿昌却借用社协坚持的三大原则阐释了自己的动机:“人人平等、倡导民权、实践公义”。

    与内地在今年5月1日正式实施的首部《精神卫生法》相比,香港捍卫精神病患者权益的法例也许并不完善,打官司四五年,董礼霖每次的法律支撑都是香港法例第487章第46条的《残疾歧视条例》,但就是这一条略显单薄的条例,却让大媒体和政府官员在面对董礼霖时也多少心生畏惧。

    一般而言,在香港诉讼如果败诉,败诉一方非但要承担本方律师费,还需要赔偿对方的律师费,而香港的律师费通常都是令人咋舌的:以小时计算的资深律师,一般每小时要3000到4000港元的标准收费,顶尖律师则高达每小时港币1万元。此前龚如心与其公公的8年诉讼,双方先后出动16名顶尖大律师,保守估计律师费就高达2亿港元。但是高律师费之下香港法律却对弱势群体的诉讼“网开一面”,不仅有平机会出面帮他们诉讼,就算自己出来打官司,低收入群体依然可以获得法律援助,而在官司败诉后,同类案件一般也是各自支付各自诉讼费,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弱势群体敢于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在此前多次与媒体的交锋中,不少媒体就畏惧高额律师费而选择与董礼霖和解,并放低姿态同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他的诉求。

    当判决书下达的那一刻,董礼霖终于印证了自己一直坚持用和平手段捍卫权利的信念:“为什么我不采用过激的方式?一方面是不想给别人歧视精神病患者再留下话柄,另一方面我深信我最大的后盾就是香港法律。我不相信在这样一个法治社会,每个法官都没有同情心。”目前,董礼霖为之抗争的屯门湖景邨综合中心正在筹建,而他是次胜诉,势必也将给之前在各区推行多少受阻的精神健康综合社区中心带去信心。

    秘游香港

    之古董店游

    恒毅轩

    打理生意的店员

    都是深藏不露的用刀高手

    如果你有严重的日本武士道情节,逛逛位于香港上环的这家日本古董刀剑店肯定是来港后的 不 二 选择 。名 为“恒毅轩”的 这 家 古董 店 专 营古代兵器,除了店内四处陈列着的来自日本江户时期的各类古装刀、剑以外,甚至还有中国战国时期的青铜箭头以及英国19世纪的炮兵指挥刀。

    只需稍稍了解一下店主的履历,就能明白恒毅轩为什么会对日本古董刀剑情有独钟。店主旗谷嘉辰老师除了是一位专业日本刀研磨师以外,更重要的身份是“全日本户山流居合道”的会长(居合道是日本一种古流武术,户山流则是其中一个比较年轻的日本剑术流派),而店内几位打理生意的师兄,亦是深藏不露、拥有段位和十多年习刀、剑经历的专业人士。在恒毅轩位于香港上环的总店内,陈列着多把出自日本江户初期、距今已400年的古董刀、剑,其真实性也经过日本非常著名的协会———日本刀剑研究会、日本美术保存会等大师的鉴定,基本上都配备鉴定证书。当然售价也十分不菲,每把古董刀几乎都在30000港元以上。

    此前,日本美术刀剑保存协会会员骆渭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古董的日本刀数量少,部分原因是将帅深信用过的日本刀会有很多怨魂,所以战后不会带回家,而是会把它们送到神社去供奉,久而久之有些就完全不知去向。现如今日本国内也对刀匠制作刀剑有数量限制,全国仅存的不足200名刀匠中,每人每年只可制刀24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每一把日本刀、剑都是一件艺术品。不过,如果想要收藏日本古董刀、剑的游客没有把“怨魂”“镇住”的信心,不妨去尝试一下店内陈列的中国战国青铜箭头和现代西班牙托来多大剑吧,后者的血腥味估计远没有前者浓烈。

    地址:香港上环皇后大道中368号伟利商场1楼17铺(上环港铁站A 2出口步行十分钟,上环市政大厦对面)

    出品:南都深圳杂志部

    监制:夏逸陶 池少伟

    总策划:南岛

    策划统筹:马凌 周吟

    王相明

    采写/摄影:南都记者晏婵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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