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以朗的异乡记

2013-08-20 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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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这个系列是以我爸爸宋淇为中心的。为了交代家庭背景,我从我爷爷宋春舫说起,此后大都是关于我爸爸和他的朋友的故事。现在故事已讲得差不多了,有人想我拿自己来对比一下我爸爸、我爷爷。我觉得这种对比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三人的时代不同,教育和工作也不同,怎样比呢?

    宋淇手握澳洲《悉尼晨锋报》头版,报纸头版刊登的是宋以朗中学毕业会考成绩澳洲第一的新闻。

    宋淇传奇

    从宋春舫到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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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系列是以我爸爸宋淇为中心的。为了交代家庭背景,我从我爷爷宋春舫说起,此后大都是关于我爸爸和他的朋友的故事。现在故事已讲得差不多了,有人想我拿自己来对比一下我爸爸、我爷爷。我觉得这种对比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三人的时代不同,教育和工作也不同,怎样比呢?

    我爷爷宋春舫专研西洋戏剧,在欧洲买了几千部书回来,建成藏书馆褐木庐。我爸爸宋淇则办杂志,搞电影,写文学批评,也研究《红楼梦》和翻译,退休后又炒股票,所以傅雷说他是“dilettante”(懂很多,但没一样精)——— 其实他要养活全家,不得不多方面发展。

    至于我,各方面都跟他们很不同。我的专业是应用数学和统计学,发表过几篇有影响力的社会学论文,工作包括电脑编程和媒体调查,也曾替美国执法机构做过翻译。业余搞过几个网站,例如“东南西北”,近几年则忙于整理张爱玲的遗作。我一生中,曾在香港、澳洲与美国长住,但每次总是以异乡人的身份寄居。以下我会讲讲自己的故事。

    在香港的上海小孩

    1949年4月,我在上海出生。28天后,父母、姐姐与我便南下香港。5岁时,我到石光幼儿园读书,一年后,我转学到铜锣湾的圣保禄学校,因为我姐姐也正在那里读书。

    1958年,我们家在北角住的继园要拆了,得另找地方。我现在住的九龙加多利山这栋大厦,当时二楼是美国新闻处的办公室,我妈妈在那里工作。她知道楼上三楼招租,就立刻租下房子,我们便举家搬来这里。搬家了当然孩子也要转学。我姐姐到附近的玛利诺修院学校面试,修女们觉得她聪明伶俐,二话不说便收了她。我也到那里面试,害羞得一言不发,没被取录,只好到九龙塘小学读书,只因为它地点近。读了两年,爸爸妈妈觉得没什么前途,便委托任神父的好友徐诚斌,把我转到名校喇沙小学,后来顺利升上喇沙中学。我那时很喜欢听英文流行曲,比如摇滚乐,每天听几小时,歌词也倒背如流。这就是我学英文的方法了。

    1967年,我在喇沙中学读到第五年,香港发生暴动。我爸妈担心,便把子女送离香港。因为来不及把我送去9月开学的美国,只好选择澳洲,那里2月开学,且当地有些是我们家的朋友,也方便照应。1968年1月我抵达澳洲悉尼,入读圣十字架学校,是一所寄宿学校。全校约一千学生,多数是本地白人,200左右人是寄宿生,主要来自美拉尼西亚、泰国、新马、香港,而台湾或大陆的留学生则一个也没有。

    澳洲与香港的教学很不同。比如英文,香港主要教你读听、背默,看《所罗门王宝藏》、《劫后英雄传》之类的通俗小说;澳洲则不同,老师会给你看一首艾略特的诗,比如《普鲁弗洛克情歌》,然后大家便畅谈感想。第一天上课,我写了一篇文章分析那首诗,也不知道好不好,但老师们看了,居然叫我到教员室,问我是从哪里学来的英文,赞我写得很好,从此他们便放心让我自修了。我也渐渐成为一个“好”学生,尽管班主任对我很不以为然。

    我的中学毕业会考也就是大学入学试,选了数学、物理、英文等8科,全部拿A,破了澳州会考的纪录。那时考生分文科、理科两类,通常选5科,全A就是第一,而我的8个A则文、理夹杂,确实史无前例,令我上了当地报纸头条。之后香港报纸访问我妈妈,打电话来,一开口便问宋以朗是不是她的儿子,她第一个反应是“唉呀惨了,他是不是在澳洲出事了,不知道是杀了人还是被人杀了?”她从来不认为我读书厉害。我爸爸也跟张爱玲提及此事,说“儿子则在澳洲,入大学考试时,成绩打破了澳洲的纪录,大出冷门。”(见《张爱玲私语录》)

    考上全澳第一后,我可以自由选择学校,最后选中新南威尔士大学。由于我成绩好,又来自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顺理成章便取得15个英联邦奖学金的其中一个,大学学费全免。到第二年,有关当局显然因为我而决定改例,规定只有澳州公民才能获得英联邦奖学金,归根究底,就是不想再让外国留学生受惠。

    尽管我可以选择任何专业,但爸爸却不想我读文科,认为没有前途,我于是选了物理,大概是所谓“杨振宁/李政道效果”。但像我这种兴趣多多的人,读理科也是没前途的。大学第一年的暑假,我留在澳洲,躲在大学图书馆看英文小说,按书名从A看到Z,自己的本专业不管,却沉迷起小说,这样读物理又怎会有前途?当然我不是说我校内的功课差,而是说我对物理没有一种锲而不舍的专注,很难在这个领域有大成就。

    美国的华裔专家

    第二年一开学,我便跟爸爸说不想读下去了。他建议我到美国读书,反正姐姐也在美国,嫁给了水彩画大师曾景文的儿子小曾景文。我恰巧又有一个表姐在纽约州立大学,她便帮我申请入读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就这样,我从澳洲转去美国。在纽约读了一年物理,我发现真的没有那份热情,于是余下两年,我便转读应用数学和心理学,同时兼修两科。

    那两个暑假我不想留在学校。第一年,我从纽约搭长途汽车穿州过省,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了6周的夏天课程。我外祖父邝富灼曾在那里读过书,我住的宿舍也是他原来住的那间,即所谓国际屋。余下6周,我便去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上课。那一年张爱玲也在洛杉矶,但我爸爸从未嘱咐我去拜访,甚至不会提起她,当然即使见了面,我们也没什么好说。下一年暑假,我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读心理学,也是各占6周。

    我在1974年大学毕业,原校升研究生,虽然在应用数学系,却为社会学系的M ark G ranovetter(马克·格兰诺维特)教授当研究助理,还合写过几篇社会学论文。我当时拿全额奖学金,免交学费,每年有3000美元,算是一笔大数目,张爱玲当年的稳定收入来自皇冠版税,也不过每半年2000多美元罢了。

    1978年,我拿到统计学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不过是将某些既知的方法延伸开去和组合起来,谈不上重大革新。我之后从未用过论文里的东西,也不觉得别人会用得着。

    1971年,我以学生签证赴美,1977年拿到绿卡。1985年,我通过了美国公民考试,成为美国公民。我一毕业便找到工作,而我的行业也没有种族歧视,算是幸运。我最初打工,是写电脑程序,3年后转做媒体调查。我任职过几间媒体调查公司,分析收视率、收听率、报纸读者量和网站流量。行内前辈多是美籍犹太人,自己身受歧视,不会无故歧视他人。我的公司全是国际机构,在欧洲、美国、中南美和亚洲(包括中港台)都有分公司,我于是有机会走遍世界。而我作为公司的代表,也不时要撰写期刊论文、出席学术会议和发表演说。媒体调查是一个很窄的行业,公司少,所谓山水有相逢,大家绝不会乱说行内对手的坏话。因为竞争对手随时会变成你的老板,我们评论人家都要小心翼翼,只能按已知事实发言,不敢胡乱揣测。这种职业训练影响了我的性格,所以我对张爱玲的研究也抱相近态度,不会无端找人“骂山门”、“寻相骂”。

    现在把我和爸爸、爷爷对比一下吧。教育方面,我跟爷爷都负笈海外,但我读过的学校比他还要多;爸爸则在燕京毕业,生逢战乱,求学时波折重重。工作方面,我爷爷家境好,不必怎么打工,我爸爸来港后因银行倒闭,家财尽失,不得不刻苦工作;至于我,找工作很顺利,薪金高,要转行也轻而易举,无论是翻译、编程、统计、教新闻学等,我全都胜任。说到尾,我们三代人的共通点是,大家都确信自己一生做的,正是兴趣所在,所以我们是幸运的。

    (下一期将讲述宋以朗翻译的故事,敬请关注。)

    宋以朗口述、供图 整理:陈晓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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